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正在德国留学并组织抗日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并与其结婚，1936年2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在抗日战
争中，她与中国人民同患难，共命运，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作出贡献。1955年离开中国返回民主德国，1961年移居联邦德国。
王安娜，王炳南
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而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经盛上咖啡的杯子。
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里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折服。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作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还未越出1900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的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孙逸仙夫人
孙夫人，按中国的习惯称呼是宋庆龄，关于她，已经有许多政治家、作家、诗人们，对她的人格和美貌，对她忠于先夫孙逸仙博士理想的矢志不移的节操，赞美不绝。
我知道，见到她是不容易的。孙夫人在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一所简朴的房子里，避世静居。这所房子和大量的中英文藏书，便是孙博士的全部遗产。尽管孙博士经手过数以百万计的巨款，这些都是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为资助国民党的事业捐献给他的，但是他没有留下一点儿私人财产。看到孙夫人过的简朴生活，就会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富得出奇的宋家的数百万财产中是没有她的份的，或者是她根本不想要。
在中国，人们对宋家三姐妹有这样的评论：“霭龄爱钱，美龄爱权，庆龄爱民。”
在我初次站在孙夫人面前时，我和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样，都惊叹她的美。在宋家三姐妹中，毋庸争论，她是长得最美的。但她自己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态度自然，具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每当我和她接触时，我一再感到，她那并不引人注目的质朴的态度和她的弟弟及姐妹比较起来，美国的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的每一个姿态都给人一种羞怯感，她每每压制自己，不使自己的柔情表露出来。
孙夫人说起话来细声慢气。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她的声音柔和、安详，和妇女的身份特别相称。”
她的服装也像周围的陈设一样简朴。她虽然穿的是素色的中国服装，也没有打扮，但正是这种质朴使她显得更美。她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得多。即使时光流逝，她的美也不会消失，这是她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的一个特点。
尽管她不失仪态，但有时还是像少女一般开怀大笑。她憎恶虚伪和妄自尊大。遇到那些傲慢的摆架子的人，孙夫人总是嘲弄他们一番。
从1938年开始，直到l955年我离开中国，孙夫人和我一直保持合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她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增。
1940年春天，孙夫人搬到重庆来了。但我只偶尔去探访她。她作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宫廷”里。尽管宋家内部的关系表面上是相当融洽的，但孙夫人却觉得还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不久我便要回香港，”孙夫人坦率地对我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在盛大的宴会上，孙夫人虽然总是笑容可掬，但与穿着时髦、希望惹人注意的两个姐妹相比，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审慎的。在宴会上看到孙夫人，大概谁都会认为她极为满意自己能够使一家和解。在姐妹之中，看起来她似乎比较喜欢姐姐孔夫人。
孔夫人身材苗条，穿着总是非常华丽。从其外表可以看出，她是个有主意的人。人们对这位首相夫人的恐惧，远远超出财界的范围，然而实际上，她却是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健谈的。她和身世不同、观点不同的人交谈，也并不认为有失体面。
相反，蒋夫人总是被恭维和崇拜自己的随从所包围。这些恭恭敬敬侍奉她的随从，俗一点儿说也就是“太监”。这些随从中，还有几名作为“顾问”的传教士以及以蒋夫人为会长的福利机构的领导人。即使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人敢于持与这位独裁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简直是冒渎神灵。这个聪明的、在美国人的认识上是进步的蒋夫人，竟然信赖他身边的那些伪善的阿谀奉承者，真是令人吃惊，也令人遗憾。而且，出于宗教的偏见，对所有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不仅是共产党人，就连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左派青年，她都全不信任。
在这两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妇女面前，也就是在孔夫人、蒋夫人的面前，她们的有权势的丈夫显得黯然失色。
被中国式的灰色丝绸服裹着身子的孔祥熙博士，在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几乎可以说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家。但看上去，他给人的印象更像一个富商或中国的哲学家。
总是穿着普通咔叽制服的蒋介石，也并不着力显示自己的权力。对蒋夫人主办的盛大欢迎宴会，他大概不会觉得高兴。他用生硬的中国国语与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中国客人谈上几句。此外，便是蒋夫人显示她的才华，把总司令短短的几句话给客人“翻译”成长长的一大串，蒋介石在旁边听边嘟嘟嚷嚷地说：“好，好，好。”
当我在这种场合进行观察时，我常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她总是讨厌人多，对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经常有一种羞怯感。特别是被迫发言时，她觉得浑身很不舒畅。约她出席某个集会时，她常常要求我打电话告诉她讲演何时结束，这样她可以估计时间，以便在讲演快要结束时才到会场，既逃避了讲演，又不得罪会议主持人。
有一次，当我问她我的拜访是否会给她添麻烦时，她答道：“在重庆，我当然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见谁就见谁，但是，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着。为了避开这些监视的眼睛，我还是想回香港去。”
“大概又会说我是怕炸弹才回香港去的吧，”她耸了耸肩说，“不过，无中生有的话我已经听惯了。”
对自己的家族即“宋家王朝”在抗日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以及孔夫人的投机生意和蒋夫人不合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辞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不仅由于她在政治上惊人地老练，而且因为长年以来她已学会了控制自己。她不愿意像共产党人那样激进，因为她想试试，如何用智慧的外交手腕，而不是用与统治权力公开对立的办法，去促进进步措施的建立和有益事业的发展。
表面上，她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宫廷”的态度，是非常恭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顺从的。尽管如此，她从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信赖，因为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人们对此十分了解。人民称她为“中国的良心”。
直到日军袭击珍珠港以前，孙夫人一直过着她自己选择的在香港流亡的生活。当日军占领这个英国殖民地时，因为孙夫人如不撤离必然遭捕，她便再次迁到重庆，直到抗战结束。
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还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用人给我送点儿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的一点儿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具，等等。
她在重庆还是过着跟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的朴素生活。这是由于她无力以高价购买黑市市场的东西，而向自己的某一亲戚求助，又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许的。她的两个姐妹，以函购的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了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率直地提出批评。
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漫步。当然，在山间散步的行动是极为秘密的，但她仍然总是放心不下，怕被人发现。作为当政的宋家的一名成员，穿着朴素的衣服，在老百姓当中步行，或在寂寥的山间小径逍遥自在，是极为罕见、没有先例的。因此，能够猜出这位温和的青春常在的妇女便是“国父”孙逸仙的遗孀的，只是极少数人。但她的脸为好几百万中国人所熟悉，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不期而遇，常常有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这时候，她像一个年轻少女似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立即匆匆离去。我在她后面保护着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在路上的小茶馆里歇息时，她不必担心那些令她讨厌的视线。这个茶馆里的客人，除了我们两人之外，便只是抬滑竿的苦力或农民，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在这里喝一杯茶润润嗓子。这些苦力大概连孙逸仙是谁也不知道。而在农民们看来，她的妹夫蒋介石就像是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有权势的皇帝。蒋介石那黑色的大型华贵轿车被警卫和随从的车辆保护着，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驶。如果说重庆市民有机会看到蒋介石，也只是这个时候而已。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孙夫人喜欢开朗的年轻人围聚在自己身边。她觉得这些人在她面前不会像在一个偶像面前那样吓得讷讷不语，也不会向她猎取隐事或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发言。她常常邀请我的几位朋友吃晚饭，饭后有时候跳舞。孙夫人喜欢跳舞，舞术高明，她特别喜欢跳华尔兹。跳华尔兹时她几乎总是邀请我做她的舞伴，这是因为她认为只有我才能够和她跳标准的舞步。但在正式的盛大场合，例如保卫中国同盟定期举行的慈善舞会，她是绝对不跳的。这恐怕是因为不合她的地位和身份。
孙夫人从香港来后不久，便考虑在重庆募集保卫中国同盟各种计划所需的款项。她向我们解释说：“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的目的捐献。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儿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
战争结束前的几年里，到重庆来的外国人，特别是年轻单身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决定举办慈善舞会。孙夫人说：“这样并不会花太多人力和钱，就可以筹到许多款。”
我们组织的委员会中，最著名的外国妇女是英国大使的夫人华莱・西摩亚女士。在舞会上不管是谁邀她共舞，她都有求必应，她把这视为自己的义务。不过，有一次，当一个有点醉意的美国兵“啪”地在她的臀部打了一下以示亲热时――这位女士大概从来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她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坐在桌旁的孙夫人。孙夫人甜蜜地微笑着，温和地对她说：“我们大家都必须付出一些小小的牺牲啊，西摩亚女士!”
尽管重庆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坏，但孙夫人从未让人怀疑过，在孙逸仙博士的忌日，l944年3月12日，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孙先生的遗嘱。她说，孙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把世界各民族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要求和国内争取真正民主的要求结合起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还必须由国民自己，按照国民的自由意志来建立为所有国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府。
（摘自《嫁给革命的中国》，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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